德格印經院「木與紙的朝聖」

　　藏地有三座古老的印經院：德格印經院、拉薩印經院和日喀則印經院。日喀則印經院“文革”期間被毀，在剩下的兩座印經院中，以德格印經院的規模更大，收藏也更豐富。

　　這座名叫“德格吉祥聚慧院”的四合院落，已有270多年的壽命。德格固然算藏區的邊緣，可不同部落和教派的交織並存，反而提供了文化昌盛的另一種條件。

　　德格印經院的院長雄嘎三十來歲，形象如同他名字的漢文意思，高大威武，是典型的康巴漢子模樣。他因祖傳而懂藏醫，又學過畫“唐卡”，舉止談吐溫文爾雅，有僧侶的風度，或許和他常年在如同寺院一般的印經院工作有關。

　　進印經院之前，雄嘎先帶各地來的朝聖者繞院牆轉經三圈。牆基上擺著一排排石刻的經咒和佛像，它們不僅代表著藏族信仰的淵源，也代表著西藏刻印藝術的前史。西藏鐫刻藝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

　　傳說吐蕃王朝第三十二代贊普松贊干布為選擇建新都的地點，來到拉薩河谷。當他下河沐浴時，見水中放出燦爛毫光。光芒投射到一塊岩石上，如彩虹降臨，在對面岩石上顯出觀世音、空行母、馬頭明王諸佛身像和六字大明真言。松贊干布得此吉兆，遂請尼泊爾工匠將自然天成的佛像在石頭上鐫刻出來，然後在拉薩河谷建立新城。從此，石刻便成了西藏最常見的藝術表達形式。此後，鐫刻的技術被轉移到木板之類的材料上，發展出刻板印製的風馬旗“隆達”和印刷的經書。

　　無論是誰，一走進印經院的大門，都會被一種古老的歷史氣氛所打動。正像藏族作家唯色用的那個詞：絳紅色的。這座集寺院與民居風格於一體的建築，從粘土牆壁、木樓梯到木頭門扇，到印刷用的硃砂，再到小院木槽裡洗版子的水，都在絳紅色的濃淡裡變化，那是歷史傳給藏族文化的顏色。

　　這座名叫“德格吉祥聚慧院”的四合院落，已有270多年的壽命。清朝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第十二世德格土司卻吉·登巴澤仁著手創建印經院，那時正是這個家族的統治達到鼎盛之際，其領地擴張至今四川、青海、西藏交界的藏區，面積約四萬五千多平方公里。對後世來說，德格土司的榮耀不在其武功，而在其文治。較之於西藏，這裡固然算藏區的邊緣，可不同部落和教派的交織並存，反而提供了文化昌盛的另一種條件。雄嘎就反覆強調：其他印經院的經版都以黃教（格魯派）的經文為主，惟有德格兼收各家各派和不同地區的作品。歷史上德格土司一向奉行兼蓄並存的文化政策，大力扶持各教派，使德格成為名寺高僧的匯聚之地。

　　到民國時期，有寧瑪（紅教）、薩迦（花教）、噶舉（白教）、格魯（黃教）、苯教等派別的寺院兩百餘座，僧尼三萬多人，其中的五座是德格土司的家廟。這樣的局面大大推動了德格的宗教和藝術的發展。這座印經院，就是德格藏族文化的結晶。它的建立和擴展經歷了四代土司，延續了27年時間。其主體部分於1744年奠基施工，曾以免差的方式徵集了約四百名工匠，歷時三年零四個月完工。次年為了彩畫和雕塑，又調集130多名工匠工作一年，至1750年舉行開光儀式。

    1950年以後，印經院一度改為藏醫院。直至“文革”期間，經版被鎖起來，全靠一些老工匠仔細照料，大部分經版沒遭損壞，才得以形成今天的規模。1996年，德格印經院被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成立了專門的文物管理所，有七八個專職的人員負責研究和保管工作。

    站在四樓的欄杆邊往下看，景象蔚為壯觀：下面整個樓層的中間都被印刷作坊佔據，六十多位年輕人每三人一組，以快速的動作持續不斷地上墨印經。

　　經過大殿前的院落，雄嘎按照轉經的習慣，踏上左手的樓梯，上了二樓。這一層的前部是印刷作坊，後面和左右兩廂則為經版庫。像這樣的經版庫，佔據了主殿二、三、四層的六、七個大小房間，為整個建築面積的一半。經版庫裡光線暗淡，隱約看見靠牆一圈都是一層一層的木架子，上邊插滿帶手柄的經版。這些經版庫依照門類，分作丹珠爾經、甘珠爾經、大寶佛藏經、般若八千頌、名人經典、薩迦經書、版畫、小經版等版庫，總共近28萬塊經版，其中228814塊是收藏的舊版，1178塊是從民間收集的，43599塊是陸續補刻的。製作經版的材料是當地常見的紅樺木，在秋天砍伐，經熏烤乾燥，放在畜糞裡漚制，半年後再經水煮、烘乾、刨光成型，才能刻版。

　　刻好的版子要放進酥油裡煮熬，才經久耐用。如此密集收藏的版子，防火是第一要務。在甘珠爾經版庫的走道盡頭，掛著一張綠度母像。雄嘎說，當初掛這幅像的時候，沒畫綠度母的眼睛，那是自己顯現出來的。按規矩女人不能進到這個庫裡，有天晚上卻聽見有女人叫“失火啦！”人們趕來，並無女人的影子，才知道是綠度母喊大家來救火，因為她是經版庫的保護神。

　　在這些經版庫中，四樓的畫版庫最使人著迷。這個不大的房間共收藏了三千多塊畫版，大部分年代都超過百年，最老的更達四五百年，比印經院的歷史還要長。這些版子可以印製畫唐卡的底本，民俗活動中使用的風馬旗、辟邪符咒、吉祥圖案，佛教儀式用的壇城圖像等。在這裡印版畫的兩個組都是老藝人，德格印刷的版畫在哪裡都受歡迎，一拿到外面就立刻被搶光。

　　印經院文物管理所的老所長德毛說，本院佛像和經書的購買者主要是藏區的寺院，也有普通百姓。其中銷售最多的是大藏經，每個寺院都要收藏。老百姓家裡有小經堂，也要擺一套供奉在佛龕裡。可近年生意一年不如一年，1980年代一年能賣兩百多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經書，2000年只賣了四十多萬。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一是每套經書能用很久，剛開始大家都缺，所以好賣。再就是如今膠印、水印，甚至複印的經書到處都是，還很便宜。本院一套甘珠爾賣5900多元，外面的只賣1300元左右。他感歎說：“機械的太便宜，手工的太貴，有錢的，講迷信的就買這裡的，沒錢的就買便宜的了。”不過他相信，以後人們發達了以後，還會認為手工的經書好，肯定會來買的。

　　站在四樓的欄杆邊往下看，下面整個樓層的中間都被印刷作坊佔據，年輕人每三人一組，分作十組，以快速的動作持續不斷地上墨印經。仔細看，就發現他們的分工很明確，其中一人（巴孜）到經版庫取經版，另外兩人則相互配合印刷。他們中間放置著一塊經版架以擱置經版，身邊擺著白紙架、經紙架、墨盤和印過的經版。只見坐在高凳上的人在經版上拓墨、擱紙、定位，坐矮凳的人先遞紙，再雙手持布捲滾筒“巴芝”迅速從上到下滾過紙面，如此循環操作。雄嘎讓我看他們前仰後合的動態，說“頭要甩起來才標準”。每組印工一次（每塊版）印十張，一天要完成2500張的任務。每張紙要雙面印經，所以有5000頁的工作量。

    印刷的經文有黑色和紅色之分，便問雄嘎是怎麼回事，他解釋道：藏文經書分墨汁版和硃砂版兩種類型，因印刷的顏色不同而異，像《甘珠爾》、《般若波羅密多經八千頌》就要用硃砂印刷。傳統的藏墨是用杜鵑樹皮燃燒以後的煙灰製作，以水和牛膠調製；硃砂則來自西藏、印度和內地。硃砂版的經書比較珍貴，價錢也比墨版的高許多。

　　查氏對藏紙讚譽有加，說它堅韌潔白，吃墨好，不易污染，可題詞繪畫，也可糊窗作帳，品質可與高麗的枸皮紙比美，也不輸給西洋的紙張。過去用藏紙，後來改成80克書寫紙，從四川雅安進貨。可是老百姓不喜歡光亮的機器紙，不僅字畫不好印，而且傷眼睛。所以從去年便改為訂購雅安的竹漿紙，不加稻草，否則入水一泡就不行了。2000年印經院得到美國一家基金會的贊助，恢復造藏紙的實驗。

    在印經院對面的小屋，雄嘎指著一群圍坐在一起的人說：“做紙就在這裡。”這些人都是婦女，其中有兩個以前在德格土司家做過紙的老人當老師，帶著四個年輕姑娘在揀皮料。這種植物叫“狼毒”，康巴藏語稱為“阿交如交”，屬瑞香科，生長於高海拔的山坡和牛場。

　　許多攝影者喜歡拍攝草場上紅色的植物，其實那就是狼毒，是一種毒草，接觸多了皮膚會過敏。先把狼毒的根刨出，裡邊的黃心心不能用，用中間白的一層，撕下來刮成細條，曬乾，放水中煮一到兩個小時，撈起來，把料子放到石臼裡用木槌打成漿狀，再擱到酥油茶桶裡搗作紙漿。然後把撈紙框（木框繃紗布做成）擺在水面上，倒紙漿進去，然後慢慢晃動框架，讓漿液變得均勻平整，再輕輕提起框架，等水滴完，拿到院子裡靠牆斜放，自然晾乾。最後把紙從紙框揭下，用石頭砑光紙面，就可以使用了。但每天只能造五張紙，用來印了一點版畫和經文。

　　前些年在西藏調查的時候，桑耶寺的僧人就讓我看他們讀的經書，這些書都是藏紙印的。可在這座寺院於公元八世紀創建之時，大量佛經還要許多人手抄。那時的藏文手卷我們今天還能看到一部分，也就是英國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在西域發現後帶去西方的吐蕃文書。經研究，這批文書的材料為瑞香科植物的纖維，應當是西藏所造。曾有學者根據唐代文獻斷定，藏族的造紙法是隨著文成公主進藏，帶去一些造紙工匠而發展起來的。

　　但中國內地傳統上用的是一張簾子反覆入水池撈紙的“抄紙法”，而西藏則用的是把紙倒進紙框，然後連框一齊擱在露天自然乾燥的“澆紙法”，並且兩種方法的原料也不一樣。所以有人認為，西藏的造紙應屬於以印度佛教文化所影響的印巴次大陸和東南亞的造紙體系，而與漢族地區發明的造紙方式有很大的差異。用澆紙法造的紙，質地厚實，不適合柔軟的毛筆，卻適合藏族、納西族的硬筆書寫，而且能防蟲蛀。清代人查禮在《藏紙詩》中如此讚道：

　　孰意黃教方， 特出新奇樣。
　　臼搗柘皮漿， 簾漾金精讓。
　　取材徑丈長， 約寬二尺放。
　　質堅宛繭煉， 色白施瀏亮。
　　澀喜受於麋， 明勿染塵障。
　　題句意固適， 作畫興當暢。
　　裁之可彌窗， 綴之堪為帳。
　　何異高麗楮， 樣箋亦復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