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地傳奇-拉薩

　　從格爾木出發,跨越唐古拉,進入西藏,我們的目的地之一,當然是拉薩。
　　
　　拉薩。幾曲河(拉薩河)南岸。82年前,“衣服襤褸”的法國人亞歷山德莉婭·大衛-妮爾上了渡船。這位56歲的老婦人,被再一次制止“我那種哼一首慶祝勝利的得意洋洋的歌曲之願望,即使以一種低聲的喃喃自語也罷”。從雲南出發,8個月的西藏探險,她的目的地,當然也是拉薩。不遠的拉薩,在大衛-妮爾離開渡船之際,顯示了這樣的“神跡”:“突然間,晴朗的天空被攪得天昏地暗,一股強烈的風暴驟起,塵土飛揚。我在撒哈拉大沙漠曾見過西蒙暴風(乾熱風)。這股可怕的‘乾燥颶風’使我產生了又返回到大沙漠中的一種強烈印象。在風暴中,有些模糊不清的影子與我們相遇,那些把頭腳快要彎在一起的人,以袍子的長袖或下襟掩飾其面龐……”三次被拒絕,沒有拿到進入西藏腹地旅行批文的大衛-妮爾,最終化妝成女朝聖者,或者說,一名乞丐,她在到達拉薩之際曾得意地說,“沒有任何人懷疑有史以來有一名西洋女子能出神入化地欣賞禁城”。

　　晚年的邢肅芝(洛桑珍珠)在回憶自己從西康德格走了71天,到達拉薩的時刻(1937年),以一位佛教徒的平靜說道,“到達的第二天,到拉薩河痛痛快快洗了個澡”。
　　
　　大衛-妮爾到達的那個年代,“拉薩最獨特的現象之一,就是大街小巷以及一切露天地上,到處充斥著成群結隊的顯然是無主的流浪狗”。英國探險家亨利·海登與西澤·考森在他們的日誌裡記錄,“也許是常見的為了一根骨頭而引起的吵鬧;也許是什麼也不為,只是出於對黑夜的一種莫名的惶恐,一隻狗叫了起來,立刻便會引起全城幾百隻狗扯著嗓子狂叫的巨大回應”。
　　
　　或者僅僅因為行程的艱難,那些早期到達拉薩的域外人所體會到的神奇與獨特,對於現在的出行者,漸漸只成為想像？在更早一些時候,英國人彼得·霍普柯克寫道:“直到14世紀,當一位方濟會的旅行家弗雷爾·奧德裡克聲稱他曾步履艱難地到過那裡,西方世界才第一次獲得有關西藏的描述……西藏邊界的封鎖絲毫沒有阻止住那些外國人。他們一心一意要抵達那裡,有時他們把他們的名譽寄托在抵達西藏,如有可能抵達聖城(拉薩)上面。不久,它就成了不同國家的旅行者之間為獲得第一個進入拉薩的榮譽之爭。”
　　
　　事實是,大衛-妮爾回到法國後,“法國人如同對待女英雄一般熱烈歡迎她”,“當時的法國總統加斯東·杜梅格也成了她的崇拜者”——當大衛·妮爾又草擬一次新的探險計劃時,“總統辦公廳詳細詢問了她需要多少款項並做了一份概算表”。80年後再來看大衛-妮爾那本引起轟動的《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公允地說,西藏與拉薩,只是她個人傳奇的背景。同樣,對於現在的出行者,大衛-妮爾以及那些為“榮譽之爭”的外國探險家,又成了有待超越的背景。
　　
　　真實的西藏,傳奇的拉薩,在那些探險家提供了足夠豐富的傳奇版本後,法國藏學專家石泰安對這塊土地給予了確鑿的空間(地理)描述:“西藏地域的舊址基本劃分是,南部是喜馬拉雅山麓彎曲的弧形地帶,這一地帶自西向東依次由尼泊爾、錫金和不丹所佔據,最後與阿薩姆(印度)、上緬甸和雲南的交界處接壤。在西部,這一弧形地帶一直延伸到克什米爾和巴爾蒂斯坦;再偏北,便蜿蜒到吉爾吉特以及喀喇崑崙山。在北部,喀喇崑崙山與崑崙山把西藏與新疆分隔開了,而後者除了一些有人棲身的綠洲之外,便是戈壁大磧。最後是東部,西藏與甘肅走廊接壤,那裡是從中國中原到新疆的必經之地,它還包括青海湖地區。”按此地形,那時候,從任何方向進入西藏,或許都是艱難的。在1962年出版的這本藏學名著《西藏的文明》裡,石泰安描繪西藏:“由於山谷的走向和條條山脈的重疊,同時也是由於緯度和相對海拔高度,所有這一切使西藏地區產生了一系列的小氣候和懸殊甚大的地域環境。”
　　
　　布羅代爾歷史研究的“長時段”——“內層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最為深遠,可歷時千年,所呈現的時間最長,漫長得令人完全不易覺察。”即使宗教,美國人J.M.肯尼迪也論證,“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氣質與環境的問題”。在如此的空間(地理與環境)裡,西藏以及拉薩,石泰安在開始敘述他的“西藏的文明”前提問:“它在時間(歷史)方面如何表現呢？”
　　
　　1936年隨英國使團抵達拉薩的斯潘塞·查普曼所記憶的拉薩:“布達拉宮給人這樣的印象,它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長在那裡的,與周圍的環境極完美地結為一體。它恰到好處地缺少一棵大樹或是一座高山那樣的勻稱美,但是這種顯而易見的漫不經心的蕪雜先是突出了紅色的中央,繼而突出了宮頂金色的亭閣,於是人們的目光被自然而然由不重要之處引到了它的精粹所在,人們的目光和心靈都被牽去了。”這座城市,這個建築,“布達拉宮代表了藏族人的精華。它具有一種桀驁不馴的尊嚴,這種尊嚴與其周圍粗獷樸實的大地完美地融為一體;它還獨有一種遲鈍麻木、一成不變的特質——似乎在說,‘我在這裡已有幾百年了,我將會永遠呆在這裡’”。
　　
　　奇怪的是,有著“桀驁不馴尊嚴”的布達拉宮,在其建造者、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在自己編寫的回憶錄裡——這本耗時10年,副題名為“雲裳(意即不加任何遮蓋使人看到他一生的真實情形)”的書裡,卻僅僅只留下幾句:“1643年,林麥夏仲提出應在拉薩的布達拉山修建一座紅色白色相間的規模巨大的城堡,將格魯派的色拉寺和哲蚌寺連成一線,使格魯派在拉薩的防禦穩固可靠。1645年動工,五年後竣工。”與我們選擇格爾木南下的線路相反,1652年3月13日(清順治九年),按藏歷的說法,這一天是大陽與軫宿相合之日,一個吉日,五世達賴喇嘛帶著3000人的隨從,翻越唐古拉山,一路往北往東,於次年元月15日與順治皇帝會見於北京南苑……傳奇的五世達賴喇嘛與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一樣,真實改變了西藏的時間(歷史)。
　　
　　西藏與拉薩文明與傳奇的起點,研究者與那些舉著小旗的導遊們選擇的時間與事件並無分別:文成公主與尼泊爾赤尊公主成就了大昭寺與小昭寺。更神奇的是,藏僧記錄的傳說是,佛教在松贊干布的高祖拉脫脫日年贊時傳入西藏,故事說一日從天上降下一個寶篋,內盛金塔、經書、咒語等。薰奴貝《青史》說,這可能是印度人帶來的東西。不過,中國藏學專家王森對此傳說以及松贊干布與佛教關係持謹慎態度,他說:“這些佛教經典法物與兩位公主的信佛,對吐蕃王室沒有發生真正的影響。”被稱為藏傳佛教“前弘期”的這一時段,真正有價值的是法國藏學專家戴密微利用敦煌寫本(2672號與P.4646號)細梳而成的《吐蕃僧諍記》。漢僧摩摩訶與印度僧侶蓮花戒就禪宗問題的大辯論——被戴密微相對清晰地勾畫出來。
　　
　　意大利藏學專家圖齊的斷然結論是:“藏傳佛教教理問題,15世紀末才形成其最終面貌。”這一時段,一般研究者根據印度的傳統分類法,將藏傳佛教分成18個派別。在此期間,創立格魯派的佛教大師宗喀巴與其他教迥然有別,中國研究者陳慶英稱:“這個教派不再像其他教派那樣將自己的祖師們歸結到印度佛教大師,而是完全以自己力量創立教派。”細溯淵源,屬於西藏山南地區的五世達賴喇嘛家族(窮結家族),其祖上曾出資為格魯派興建扎什倫布寺。
　　
　　神奇的故事底因——研究者探明的事實是:宗喀巴大師圓寂,格魯派的領袖人物師徒傳承七代後,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在扎什倫布寺創立了活佛轉世系統——他也在圓寂後被追認為第一代“達賴喇嘛”,之後第五代,即為阿旺羅桑嘉措。圖齊那本被翻譯成各種文字的藏學名著《西藏宗教之旅》,描述當時“介入當地政治生活並主導著其歷史,形成了整部吐蕃史,使之在離心力與統一願望之間徘徊”眾多的教派,“五世達賴最後結束了內訌,恢復了統一,從而使整個西藏地區不僅被置於同一俗權之下,而且也被置於達賴喇嘛個人的最高權威之下”。有意思的是,在五世達賴喇嘛時代,另一活佛轉世系統——班禪轉世亦被建立起來。
　　
　　在西藏空間裡的千年時間故事,看起來未必能夠被那些彰顯自虐與艱辛,並由此獲得榮光的探險家們所能發現與傳播。而在那些達賴喇嘛們的心靈世界裡,正如他們的傳記所顯示的那樣,俗界與俗世,這座城市——拉薩,即使如布達拉宮,並不重要。
　　
　　那些秘密,或者只藏在那些傳奇藏人的內心。

原文出自：三聯生活週刊